前年夏天，徐珊從延安城外的塬上出嫁。我們站在窯洞前，看著那披了一身紅的她，被鞭炮的煙塵與親友的笑語簇擁著，一步步走向貼著“囍”字的頭車。曹書涵那時攥著我的手，攥得很緊，指尖冰涼。我們都知道，有一種三人并排走在放學路上，為一片奇形怪狀的云、一句沒頭沒腦的笑話就能笑作一團的日子，被那響亮的爆竹聲，穩穩地、重重地，闔上了門。車轍揚起干燥的黃土，蜿蜒下了山峁，駛入陜北那片厚實而沉默的溝壑里去。此后，便是兩年。
兩年，足夠讓一些記憶變得像舊照片一般，帶著毛邊，泛著黃，小心翼翼才敢取出翻看；又足夠讓另一些情緒，像陜北塬上的野草，燒不盡，吹又生，在夢里郁郁蔥蔥。我們三人，散在三個地方，被各自工作的格子間、廚房的煙火氣、異鄉陌生的街道規規矩矩地框著。朋友圈里的點贊與評論，是隔著玻璃的問候，看得見表情，觸不到溫度。徐珊偶爾發來延安的天空，格外高，格外藍，云朵胖乎乎的，像豐年的棉桃；曹書涵會分享長安的教書日常，窗玻璃上蜿蜒的水痕，像永遠寫不完的心事。而我，在神木凜冽的冬日里，常常忽然想起那個夏天，我們并排躺在學校操場的草地上，鼻尖全是太陽曬過的、青草汁液的味道，徐珊指著天空一架拉出長長白線的飛機，說：“以后我們也要一起去很遠的地方。”那時我們覺得，日子是望不到頭的暑假，而“以后”是一個閃閃發光的、我們可以永遠并肩走進去的入口。
于是，當我在電話里問徐珊，今年想要什么生日禮物時，心下是做了些準備的。猜想她或許會提到一件看中的衣裳，或一盒延安不易買到的糕點。電話那頭靜了一瞬，只傳來她平穩的呼吸聲，然后，那熟悉的、帶著一點點鼻音的聲音，貼著耳廓響起來：“不如元旦，我們在西安見一面吧。”
她說得那樣尋常，那樣理所應當，仿佛不是提議，只是輕輕推開一扇虛掩的門，告訴我們，茶已沏好，就等我們坐下。可那句話，卻像一枚溫潤卻極有分量的石子，投入我心里那潭看似平靜的、名為“日常”的湖中，漾開的漣漪一圈圈，無聲地撞著胸腔。見一面。原來，那被瑣碎日子掩埋得很深很深的渴念，名字可以如此簡單。
這約便定下了，在元旦，在西安。地點選得也妙。西安，這座城對我們而言，不是誰的故鄉，也非誰的驛站，它恰好承載了我們三個人大學時代的所有記憶與長大以后的四年陪伴。
直到那一天真的到來。她倆在曹書涵家樓下等我，我火車到西安便打出租車去見她們，清晨的西安真冷啊，她倆就那么裹著厚厚的羽絨服，像兩枚被風吹來的、溫暖的種子，落入我的視線。沒有呼喊，沒有奔跑，我們只是加快了腳步，向彼此靠近。沒有想象中的熱烈擁抱或長篇大論的傾訴。我們只是自然而然地并肩走著。“路上還順嗎？”“這圍巾暖和。”話頭小心翼翼地遞出，又穩穩接住。然而，這層薄冰消融得那樣快。不知是誰先提起了上學時某位老師滑稽的口頭禪，于是，記憶的閘門轟然打開。那些共同經歷過的、早已沉入時光河底的瑣碎往事，一件件被打撈起來，擦拭干凈，在冬日的空氣里閃閃發光。我們爭著補充細節，互相糾正偏差，笑聲一陣接著一陣。那些被分隔的、各自成長的兩年，此刻仿佛從未存在過。我們無縫地接續上了十七年前的舊時光，那是一種無須解釋的懂得，是歲月從我們身上流過時，留下的一模一樣的、溫潤的河床質地。
在曹書涵家窩了兩天后，我們終是迎來了告別的時刻，我們站在馬路邊上，互相整理著并不凌亂的圍巾，叮囑著“路上小心”“到了報平安”。沒有太多的依依不舍，因為知道，這一面，我們已經好好見過。它如此圓滿，像一枚終于合攏的、溫潤的蚌殼，將這三年的惦念與兩日的歡愉，緊緊護在了心里最柔軟的地方。
她們的身影匯入街角的人流，看不見了。我獨自往火車站走，暮色初合，華燈漸上，西安城籠在一層金紫色的光靄里。風依然冷，心里卻暖洋洋、實篤篤的。走在越來越濃的夜色里，我不再覺得孤單。因為我知道，在遠方，有兩盞燈，與我的心火，正映照著同一片友情的星空。而下次再見，或許仍在某個冬日，我們仍會說：
“不如見一面吧，那便是最好的禮物了。”（賀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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